在1998年4月22日的《中华读书报》上，读到朱永刚先生的《“新村主义”的反对者》一文，据说是与我的这样一句话商榷的：“当时的五四先驱，多是接受和赞同‘新村主义’的。”可是翻遍发表在4月1日本报上的拙文《关于觉悟社邀请周作人演讲》，根本就没有这句话。拙文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一时间，日本新村成了知识界的热门话题，蔡元培、李大钊、陈独秀，乃至胡适，都在不同程度上，表示接受或不反对新村主义的思想。”朱先生为什么不是老老实实地与我的原话进行商榷呢？这是因为在几位名人中我明明没有写到鲁迅，而朱先生很想在鲁迅身上做些文章，所以他只得“创作”一句话强行送给我，然后他再来和这句话商榷。这种做法，实在令人觉得出奇！
朱先生要在鲁迅身上做什么文章呢？他要把鲁迅说成“新村主义的反对者”。他说：“在周作人四处撰文、登广告大力宣传日本的‘新村主义’之际，尚未与兄弟失和的鲁迅，却明显地表现出对‘新村主义’的冷漠和不屑一顾，认为‘新村主义’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而已。”这种说法有什么根据？朱先生举出了两条，但没有一条能站得住脚。
朱先生举出的第一条根据是：鲁迅给钱玄同信中说，“关于《新村》的事，两面都登也无聊”，“不是什么大文章，不必各处登载的”。似乎这就表明鲁迅的“冷漠”和“不屑一顾”。事实是：周作人于1919年7月到日本日向新村访问后，到东京就写了篇《访日本新村记》，并立即邮寄给在北京的鲁迅。鲁迅收到后，于8月7日转给钱玄同，附信中说：“仲密寄来《访新村记》一篇，可以登入第六期内。但文内几处，还没斟酌，所以应等他到京后再说。他大约十日左右总可到，一定来得及也。特此先行通知。又此篇决不能倒填年月，登载时须想一点方法才好。”仲密即周作人。鲁迅要求钱将周文编入《新青年》第6卷第6期。这第6期应该在这年6月出版的，因发生了“五四”运动，接着又是“六三”运动，进步文化界人士和印刷厂职工投入到运动中去了，影响了《新青年》的正常出版。当年期刊脱期，常常仍署原定的出版日期，而将这日期以后收到的文章，倒填年月，使读者看不出脱期的痕迹。鲁迅怕《新青年》第6期仍署6月出版，而把周作人此文改成6月前写成。但这篇文章是纪实的，如把文章内日期改掉，等于把周作人去日本的日期改了，去日向新村访问的日期也不真实了，所以鲁迅特别关照“此篇决不能倒填年月”。钱玄同收到此稿此信后，即复信，估计是建议此稿可在《新潮》上发表，这样可避免“倒填年月”的问题。过了一天，钱玄同又寄一信，表示：周文如果一定要在《新青年》上发，也可以，可两刊同时发。鲁迅于8月13日复信钱玄同，其中说：“关于《新村》的事、两面都登也无聊、我想《新青年》上不登也罢、因为只是一点纪事、不是什么大文章、不必各处登载的、”这时周作人已从日本回到北京，兄弟朝夕相见，很可能此信是与周作人商量过或经周作人过目的。当年鲁迅与钱玄同在通信中经常互开玩笑。就是这封8月13日的信，后半封也全是开玩笑的内容；整封信没有新式标点而都是顿号（、），也是出于好玩。在这种氛围下，行文中出现“无聊”、“不是什么大文章”等等，是很自然的事。而且，一篇文章何必两个杂志同时发表，也是说的实情。朱先生一见“无聊”等字眼，就立即断定鲁迅是“冷淡”，是“不屑一顾”，恐怕是过于敏感了吧！试想：鲁迅要真是“不屑一顾”，他何必很及时地把此文转给钱玄同，完全可以把它搁着等周作人回京后自己来处理；鲁迅要真是“不屑一顾”，他何必郑重其事地关照钱玄同“此篇决不能倒填年月”呢！后来，《访日本新村记》就在《新潮》上发表；而《新青年》第6期一直拖到11月才出版，目录页上干脆老老实实地印上了11月出版字样，这就没有了“倒填年月”的问题，因而这期上另发了周作人的《游日本杂感》。从发表周作人文章的过程可见，鲁迅不是“冷淡”，而恰恰是十分热情；鲁迅不是“不屑一顾”，而恰恰是非常重视。难道事实不正是这样吗？
朱先生认为鲁迅是“新村主义反对者”的第二条根据是：鲁迅在小说《头发的故事》中的两段话。这两段话是通过主人公说的：“改革么，武器在哪里？工读么，工厂在哪里？”“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：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，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？”朱先生认为这些话，是在对新村主义的“一片叫好声中，鲁迅表现出了独特的理性和清醒”。我觉得朱先生实在是“愈说愈离奇”。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在1910年前后创作的中篇小说《工人绥惠略夫》（由鲁迅译成中文）中，这句话是用来批评只会说些“将来是黄金时代”的空话而在现实斗争中没有办法的人。鲁迅在1920年10月写的《头发的故事》中引用这句话，而且在1923年12月演讲的《娜拉走后怎样》中也引用这句话，在1924年9月写的散文诗《影的告别》中又涉及这句话，鲁迅也是用它来批评或讽刺只会唱“将来是黄金时代”的高调的人。鲁迅不论在哪一处引用，都与新村主义风马牛毫不相干。在《头发的故事》中，“改革么”、“工读么”等等，也不是针对新村主义的。这些话，表现了小说中人物N对辛亥革命以来的社会运动的态度。把N说成就是鲁迅，尤如过去有人把阿Q说成就是鲁迅一样，是十分荒唐的！
对于新村主义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，作为开始于日本的一种社会思潮，其核心人物是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实笃。他将自己作品的稿费和家产投入了日向新村。他在多种著作中宣传他的新村思想。他的中心思想用今天的话来概括，就是：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剥削与压迫，而是和平地互助地生活；国与国之间没有掠夺和侵略，而是和平地互助地相处，因此可以不存在国家。这样，人类就进入了理想社会。而这样的历史进程，不是通过武力革命而是通过和平改革达到的。武者小路的著作中，有一个剧本《一个青年的梦》。它共四幕，没有通贯全剧的情节，每幕都是一些人物的对话，通过对话诅咒战争，诅咒人间欺压，最后和平女神出场说出许多深刻而中肯的道理。这个剧本的中译者就是鲁迅。鲁迅译这个剧本，是受了周作人的启发。他在《译者序》中说：“《新青年》四卷四号里面，周启明曾说起《一个青年的梦》，我因此便也搜求了一本，将他看完，很受些感动：觉得思想很透彻，信心很强固，声音也很真。”周启明即周作人。鲁迅说明了他最初接触这个剧本的经过和最初的印象。接着鲁迅又说：“我对于‘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，不是国家的相待，才得永久和平，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’这意思，极以为然，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。”这就是鲁迅对这个剧本的肯定的态度，也是对新村主义肯定和接受的态度。在这篇序的最后，鲁迅又说：“但书里的话，我自然也有意见不同的地方，现在都不细说了，让各人各用自己的意思去想罢。”这表明他对这剧本中的某些话是有保留的，但显然这些保留并不影响他的总评价。
这样说来，鲁迅确是应该属于“在不同程度上，表示接受或不反对新村主义的思想”的人中的一员。那我在《关于觉悟社邀请周作人演讲》一文中，为什么不把鲁迅列在蔡元培、李大钊、陈独秀等人的名单中呢？是怕麻烦。我那篇文章，目的就是为了说明觉悟社不是先请鲁迅、鲁迅没空，才由周作人去替代，而是的的确确直接请周作人去讲演的。我虽然举出了无可辩驳的史实，但有些人可能已感到意外，我要是再说鲁迅也一度接受新村思想，而且开始时还受了周作人的影响，那有些人恐怕更接受不了了，甚至会有人站出来指责：这是“歪曲了崇高”或是“美化了卑鄙”。但我采取回避的态度还是回避不了，只好把鲁迅对新村主义的态度作些比较具体的介绍。有种相当普遍的看法：圣人事事皆圣，不可能有任何失误和不足；做过坏事的人终身皆坏，做了点可以肯定或有过影响的事也不予承认。以这种世俗偏见去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，那就必然常常评歪。这是很值得注意的。
朱先生的文章还提到了胡适的《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》一文。对此文可以有各自的理解。有人如有兴趣，可找《胡适文存》第一卷。此书前几年有出版社翻印过，是不难找到的。我不想多说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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